本研究有二個主要目的，一是瞭解臺灣青少年對不同情境社會關係的認知結構與維度，以及臺灣 青少年對維度認知的方向性；二是瞭解不同年級、不同性別臺灣青少年的社會關係認知特點。研 究對象為四、六、八年級（9-15 歲）學生。研究首先通過訪談獲取臺灣青少年社會關係清單，運 用分類法考察臺灣青少年對家族、學校、同儕三種情境社會關係的認知空間與潛在維度；之後針 對較重要的幾種關係，以 9 點利克特量表方式，進一步具體考察臺灣青少年對關係維度量尺（義 務程度、回報程度、服從程度、情感程度）的評定情況。研究結果顯示：（一）臺灣青少年社會 關係認知結構在三種情境中皆表現出情感維度；家族情境還有成人兒童、輩份、性別、姻親維度， 學校情境還有成人兒童、職責／身份維度，同儕情境還有生活背景、職責 / 身份維度。社會關係 不同維度間有所交織。（二）臺灣青少年對社會關係維度的評定表現出方向性。（三）六、八年 級社會關係認知結構比四年級多出情感維度和姻親維度，八年級家族情境中還存在性別維度；在 具體維度評定時，六年級則在許多方面表現出不同於四、八年級的特點。（四）無論是宏觀的社 會關係概念結構還是具體的維度評定，女生均比男生表現出更明顯的情感取向。

探究心理師、輔導教師及同儕三種不同介入者，對女高中生進行飲食異常預防方案之成效及差異 情形。本研究採準實驗設計並分兩階段進行，首先邀請三所高中參與本研究，以「飲食態度量表-26 題版」（Eating Attitude Test-26, EAT-26）21 分為切點，從三校兩學年度共 1886 位高一女生中， 篩選出高危險群 160 位（8.5%），由其中招募到 66 人參與內含四單元、每單元 1.5 小時的「飲食 異常介入方案」。研究者將此 66 位有意願參與方案者，分派入「心理師介入組」、「輔導教師介 入組」與「同儕介入組」，總計 11 組實驗小團體，並招募對應控制組共 78 人，比較實驗組與控 制組在 EAT-26 及身體意象量表之立即與三個月延續成效，與三組成效差異。相較於控制組，不 論在立即與延續效果，「心理師介入組」在 EAT-26 及身體意象量表得分均達顯著差異；「輔導 教師介入組」在身體意象量表分數達顯著差異，而「同儕介入組」則未呈現顯著差異；比較三組 在身體意象量表之改變成效，「心理師介入組」顯著高於另外兩組，而在 EAT-26 之輔導成效三 組無顯著差異。心理師介入在降低飲食異常危險因子及身體意象均具顯著成效；輔導教師介入可 顯著改善青少女對纖體文化之執著；同儕介入則未呈現顯著成效，文末提出本研究之建議與限制。

由於具有獨特性、創新性、價值性及應用性以檢驗中小學輔導人員施為能力與行動之中文版評量 工具極為少見，因此本研究目的在發展與效化「施為能力量表」（School Counselor’s Agent Ability Scale，簡稱「施為能力量表」或 SCA-A）與「施為行動力量表」（School Counselor’s Agent Behavior Scale，簡稱「施為行動量表」或 SCA-B）兩份量表的信效度。以社會認知取向為本研究 工具發展之理論基礎，發展 19 題「施為能力量表」及 40 題「施為行動力量表」為研究工具初版 以進行預試。此階段以立意抽樣，選取 200 位中小學輔導人員填答兩份量表，以項目分析及探索 性因素分析檢驗本量表之鑑別度及建構效度，形成正式研究工具「施為能力量表」17 題，「施為 行動力量表」37 題。在正式施測階段以立意及分層抽測取樣，選取 620 位中小學輔導人員進行驗 證性因素分析。本研究發現，「施為能力量表」共萃取出自我效能、任務焦點及冒險精神等三個 因素，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為 .46 ~ .74，信度為 .90；「施為行動力量表」共萃 取出倡議行動、施為參與、團隊合作、創意行為、自發投入等五個因素，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數 萃取量（AVE）為 .41 ~ .62，信度為 .94，獲知兩份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未來可以進一 步應用於評估中小學輔導人員之施為能力、行動及相關研究。

本研究之目的在分析學業情緒、情境興趣與學習涉入之間的交互關係。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縱貫研究，抽取 600 名（男生 302 人）七、八年級學生為研究樣本，進行 4 次的測量，所蒐集的四波觀察資料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如下：本研究建構之學業情緒、情境興趣與學習涉入交互效果模式受到觀察資料的支持，在愉悅模式上，學生的愉悅情緒、情境興趣與學習涉入具有正向交互效果關係，即學生第一次施測時的愉悅情緒及情境興趣可以提高其第二次施測時的學習涉入，而學生第二次施測時的學習涉入可以正向預測學生第三次施測時的愉悅情緒及情境興趣，第三次施測時的愉悅情緒及情境興趣可以提高其第四次施測的學習涉入；在無趣模式上，無趣情緒則與學習涉入具有負向交互效果關係，即學生第一次施測時的無趣興趣可以降低其第二次施測時的學習涉入，而學生第二次施測時的學習涉入可以負向預測學生第三次施測時的無趣情緒。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提供國中教學現場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過去情緒勞務策略研究多採變項中心，甚少採個人中心，然有學者認為採個人中心分析能更貼近真實狀況，並依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適應性提出實務建議，具較佳生態效度與實務價值，以補變項中心研究不足。其次，學者主張與過去研究顯示個人中心分析可以質、量觀點分類與比較組型，能更有意義、系統的了解不同組型之差異，有助進一步釐清組型差異的關鍵。故本研究採個人中心分析，並以質（基於情緒勞務策略為多向度，有適應性與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品質的考量）、量（基於情緒勞務策略理論、資源保存理論）觀點，抽取970名台灣國中教師（男生347人，女生623人）為樣本，採用情緒勞務策略、教師工作認同、教師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量表，並進行集群分析、區別分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來探討教師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及其與組織認同、角色認同、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1）情緒勞務策略組型有高量、低量、高質、低質四種組型；（2）組織、角色認同能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3）整體而言，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的差異顯示：高質組最適應性；低質組最不適應性；低量、高量組適應性介於高質、低質組之間，支持「質」的觀點，即以質（重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品質）較量（重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量）之觀點能解釋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的適應情形。本研究首度採個人中心分析國內教師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及其與相關變項之關係，學術研究上，不僅突破過去變項中心分析的限制，並依結果提供實務建議：教師需留意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品質，更勝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量，增加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的同時，亦應減少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藉此提升工作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並降低負向情緒、工作倦怠。其次，教育單位可透過課程，引導教師重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品質，及如何使用高品質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以適應工作。

外遇背叛是一種創傷的體驗。本研究想要瞭解華人女性留在婚姻關係中如何進行親密信任修復與 重建，不同世代女性經歷性別政策的變化，性別結構的弱勢位置是否呈現世代差異。本研究設計 採立意取樣，兼採滾雪球的方式，針對 8 位（3 位 60 歲世代，5 位 40 歲世代），歷經先生外遇， 但仍然選擇繼續維持關係，且經歷親密信任修復與重建的太太進行半結構式深入訪談。首先，利 用尺度技術邀請受訪者對伴侶、對自己、對關係進行信任評分，並於訪談時討論外遇前、外遇時 及目前信任分數的變化。緊接著，嘗試從重新選擇與評估婚姻的承諾，強調以日常生活實踐付諸 具體的行動重新磨合，創造親密信任修復與重建的契機，以及女性主體的世代差異 4 個部分進行 討論。本研究從鉅觀社會規範與微觀個人資源的相對權力關係，提出 3 點觀察：1. 理解先生改變 的意願，有助於太太評估親密信任重建的意願。面對先生外遇的重新選擇與評估，太太不單只是 個人的偏好與利益風險評估，亦考量關係與家族最大利益；2. 親密信任修復與重建的意願與行為， 不只是兩個人。重要的是，夫妻雙方必須以實際行動重新磨合，落實於日常生活中自我增能，改 善自己與婚姻關係；3. 熟齡女性歷經親密信任修復與重建經驗看見自我信任，而年輕世代伴隨著 女性意識的覺醒，在情感表達與實踐性親密修復較為積極。

在男性轉變為父親的過程中，承受的心理壓力與面對社會角色轉換的適應問題並不亞於母親，孩 子出生後也可能出現產後憂鬱的風險，但父親在配偶生產前後此段期間的心理健康在臺灣較少成 為研究的關注焦點。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婚姻適應、伴侶溝通模式、產後社會支持與臺灣父親產 後憂鬱傾向的關聯，並檢視憂鬱傾向組及非憂鬱傾向組的父親在上述各方面之差異。258 位配偶 為初產的父親在產後 1 至 6 個月參與本研究，填寫婚姻適應、伴侶溝通模式、產後社會支持及憂 鬱情緒等量表。以愛丁堡產後憂鬱症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 10 分 為切截點，20.16% 的臺灣父親在孩子出生後有憂鬱傾向；有憂鬱傾向的父親在婚姻適應上較差， 與配偶的溝通模式中「相互建設」的互動方式較少，「要求／退縮」、「互相逃避」等負向溝通 模式較多；但是有憂鬱傾向的父親也知覺到較多的產後社會支持。另外，父親在產後知覺到的溝 通模式在父親產後婚姻適應與產後憂鬱關聯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果。臺灣父親產後憂鬱的現象需要 更多的關注，婚姻關係不良及負向溝通模式為危險因子，然而社會支持對臺灣父親產後憂鬱的影 響，則需更多相關研究來進一步釐清其關係。

臺灣許多助人專業人員從事不同形式之家庭服務，對崛起於 1950 年代的美國家族治療有相當的接觸與了解，然而對蓬勃發展於美國 1990 年代至今的「醫療家族治療」可能相對陌生，本文將介紹「臺灣醫療家族治療的軌跡」、「美國醫療家族治療的進程」及「實踐醫療家族治療」三個面向，提升臺灣助人專業人員認識在健康照護體系提供家族治療的專業脈絡。包括說明「醫療家族治療於美國的爭議與推崇」、「突破阻礙健康照護的藩籬與區隔」、「形成與執行醫療家族治療」、「醫療家族治療的目標」、「動態的醫療家族治療歷程」及「五個層級的系統性合作模式」的內涵。由於臺灣健康保險體系對心理社會及靈性照護的低給付點數及缺乏行政資源及專業架構，因此作者進而娓娓道來在目前的健康照護體系中「實踐醫療家族治療」的歷程，包括：「學習醫療家族治療」、「開拓與奠定專業教育」、「基礎與當代議題」、「家庭與特定疾病共舞：案例分享」、「專業間的競爭與合作」及「一次性邀請與永續合作的醫療家族治療。」作者期望醫療在現今追求高技術水準及高科技化的同時，也能夠提供更完善及整全的服務，並透過本文邀集更多對於以家庭為中心的健康照護系統有認識及有興趣的專業夥伴加入健康照護服務，同時拓展及建構絕佳的衛生和社會福利政策及制度，將健康照護、系統和病人及家屬之間做更好的銜接。

父母對兒童閱讀表現的影響可從學前親子家庭閱讀活動及提供的家庭學習資源看出，然而過去研 究未比較兩者中哪一項對兒童的閱讀表現影響較大。本研究的目的在藉由 PIRLS 2006、2011、 2016 三年度的評量，檢驗學前家庭讀寫活動及家庭學習資源對四年級兒童閱讀成就表現的影響， 藉以探究兩者對兒童閱讀表現的重要性。臺灣 PIRLS 2006 共有 4589 位、PIRLS 2011 共有 4293 位及PIRLS 2016 共有 4326 位的國小四年級學生及學生家長參與。評量工具包括「PIRLS 閱讀理 解測驗」評量學生的閱讀成績，家長填寫「PIRLS 閱讀學習調查」以瞭解家長教育程度、學前家 庭讀寫活動及家中學習資源的情況。經由比較三年度的資料可以發現，父母教育程度對兒童閱讀 表現的預測力最大。整體來看，學前家中愈常進行家庭讀寫活動，四年級兒童的閱讀理解能力愈 好。家中學習資源愈多，四年級兒童的閱讀理解能力愈好。然而學前家庭讀寫活動與家庭學習資 源不一定有或多，就對兒童的閱讀能力有益，例如，寫字詞和兒童擁有自己的手機並非對兒童閱 讀能力有益。父母與子女間常一起看書比提供資源對子女閱讀表現的影響多一些。結果顯示學前 家庭讀寫活動對四年級兒童閱讀表現的影響較大。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三青少年知覺的親密衝突異質性親子關係類型，以及不同類型在親子互動時的訊息坦露程度和關係滿意度差異比較。本研究資料擷取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之「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國一樣本第六波青少年問卷資料。研究樣本為 1,745 名高三生，研究變項包括其與父、母相處時的親密和衝突互動，親子間訊息坦露程度以及對親子關係的情緒滿意度跟認知滿意度。本研究利用因素混合模式分析（factor mixture model, FMM）進行「親密」、「衝突」二因子之異質性分析，並進一步利用新進發展的 BCH 方法，針對不同類型的親子間訊息坦露程度與關係滿意度進行差異檢定。研究結果顯示：（一）青少年的親子關係型態，無論是與父親或與母親皆可區分出三種類型，包括：「親近和諧型」、「矛盾混合型」以及「衝突爭執型」。（二）其中以親近和諧型（母親：53%；父親：64%）佔最多數，其次是矛盾混合型（母親：41%；父親：30%），衝突爭執型佔最少人數（母親：5%；父親：6%）。（三）青少年自覺與父親親近和諧的人數比例高過於與母親的人數；而與母親關係感到矛盾的人數比例多過父親；又，與父親和母親衝突爭執的人數比例則無明顯差異。（四）最後，「親近和諧型」有最多訊息交流之行為，且對關係滿意度最高，而「衝突爭執型」不僅鮮少親子間訊息往來，且對關係感到不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