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討家庭優勢內涵及其對子女生涯目的感發展之影響經驗。研究參與者為具有生涯目的感之 15 位在學子女及其一位家長，共計 30 位。子女中男生 6 位、女生 9 位，受訪當時年齡為14 歲至 23 歲，平均年齡為 17.87 歲（SD = 2.95）。家長為 11 位母親、4 位父親，其年齡介於 39至 59 歲，平均 47.93 歲（SD = 5.46）。研究者設計半結構訪談大綱，對此 30 位參與者，分別進行一對一個別訪談，所得資料以質性紮根理論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對生涯目的感帶來影響之家庭優勢包括多元面向，生涯層面有探索引導與鼓勵、資源提供與參與、開放自主、支持肯定、教養彈性、身教楷模，一般層面則包括期待與價值傳承，以及同在與正向互動。父母方之家庭優勢經驗促進因素包括能反思調適與學習，重視家庭與親子關係、成長經驗的傳承或轉化，信仰的力量，工作資源與經驗以及尋求家人或他人支持等六項。家庭優勢經驗帶給子女生涯目的感發展之影響，包括生涯目的感的啟蒙、擴展、聚焦實踐、產生意義利他召喚以及環抱優勢與信心。根據上述結果，建立親子家庭優勢對促進生涯目的感發展之影響模式。最後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

本研究為團體諮商課程教學的效果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希望理論融入團體諮商課程對學士層級學生團體領導者團體諮商領導能力與學習動機的效果。本研究的參與者是輔導與諮商學系三年級兩個班級的學生，以希望理論的三要素融入教學過程，以符合學生學習起點行為的團體領導能力需求來架構團體諮商課程內容，透過課程設計和促進學生投入學習的安排以幫助學生獲得學習成效。在團體諮商課程前與課程學習後，以「團體諮商領導能力量表」、「大學生生活目標量表──課業學習」作為評量工具，了解團體諮商課程的訓練效果，並於學習成績送出後，邀請課程學生同意完成開放性問卷與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作為本研究質性分析資料的依據。研究發現大三層級之準諮商員在經過一學期融入希望理論之團體諮商課程後，學習者之團體諮商領導能力有長足的進步，包括「領導者心理與行為特質」、「理論基礎」、「團體進行前的準備技巧」、「團體過程的領導技巧」、「團體諮商專業倫理行為」及整體的「團體諮商領導能力」，尤以「理論基礎」更為顯著。課程前與課程後，課業學習希望感之平均分數有提升但未達顯著差異，而學習者希望感的高低與其團體領導能力表現皆呈現正相關，質性分析結果亦顯示希望理論融入團體諮商課程教學有其意義、效果與可行性。最後本研究亦呈現此次研究結果反思與建議。

以往對學障的討論多聚焦於學習上的困難，相對欠缺以復原力的觀點，來檢視學障學生的適應情形。本研究以高雄市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小三到五年級 792 位一般學生與 365 位學障學生為對象，探討兩個群體危險因子、保護因子以及心理健康等因素之間的差異；另外，利用個人取向之復原力研究設計，以心理健康與學業表現作為集群分析依據，將學障學生和一般學生分為若干集群，以瞭解不同集群間的學生之內外保護因子是否有所差異；最後，則以變項取向的研究設計，建立復原力理論模式，以探討哪些保護因子對學障學生與一般學生的心理健康產生顯著影響。研究結果指出學障學生在危險因子、心理健康以及所有內外保護因子均顯著低於一般學生；然而，將學生分群後，不論是學障學生與一般學生都可以分為適應良好、具復原力、適應困難以及高度風險等四個集群，且適應良好和具復原力兩群在內外保護因子上皆顯著優於其他兩群。在影響學障學生與一般學生心理健康共同的內外保護因子包括情緒自我、自我效能以及同儕支持等因素，同時也發現自我效能對於學障學生的家長支持具有中介效果。最後，針對結果提出研究與實務上之建議。

受苦、轉化與療癒是諮商與心理治療關切的核心議題，本文從日常心理改變過程的探究切入，形成與之相應之治療觀點與架構。藉由存在現象學對受苦與心理改變之實徵研究，受苦轉變乃是受苦者在痛苦的情緒經驗中，發現當下處境與期望處境的矛盾，並決心解決矛盾的過程，轉變過程之本質即在學習處境多義化而展開新籌劃。據此作者發展出處境結構為基礎之治療觀點與架構，以海德格爾（1927/2002）與沙特（1943/2000）之存在現象學闡釋治療觀點，並於文中詳細探究情緒、處境與籌劃的治療意義。本文提出具體之治療架構，包括（1）體察受苦情緒之意義：情緒顯現出處於當下處境之苦，也透露出脫出現有處境之希望，回歸情緒所反映之處境意義方能洞悉處境中的矛盾意涵；（2）改變決心的催化：經由情緒意義之探討，協助個案將自己視為行動之因，而非受處境所決定之果，以激發個案改變決心；（3）開展置身處境之多義化：透過Sartre（Cannon,1991）之「前進—回溯法」探討個案之過往生命處境、現有處境與未來之期望處境，並透過存在焦慮與存在罪惡之探討，使個案對處境之認識出現多義化之觀點；（4）修正原來籌劃：透過對過去—現在—未來之處境的重新理解，探討處境中的兩難限制，形成可具體籌劃的未來。而治療過程也是從非本真朝向本真的過程。

社會支持是老年生活中的重要資源之一，過去研究證實社會支持對老年生活品質有正向的直接影響。靈性健康為健康的一部分，在超高齡社會中，被視為全人關懷的重要觀點之一。本研究主要針對不同特質老人，藉由各類社會支持內涵（包括資訊支持、尊重支持、實質支持、情感支持），瞭解其對靈性健康的影響，並探討社會支持是否在個人特質及靈性健康間存在中介效果。研究對象為居住臺北市 65 歲以上社區老人，研究工具包括社會支持量表，修改自 Iwasaki 與 Mannell（2000）量表，及臺灣老人靈性健康量表（石泱、李孟芬，2021）。資料收集期間為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共收回 32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76.5%。採用結構方程模型及中介效果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社會支持量表及老人靈性健康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結構模型配適度符合標準。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影響老人靈性健康的主要因素為社會支持、宗教信仰。整體社會支持介於自評經濟狀況、健康狀況與老人靈性健康間具有中介效果，社會支持各子構面以尊重支持具完全中介效果，但對宗教信仰具部分中介效果。最後，研究者針對老人、家人親友、專業服務提供者及未來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近年來，青少年復原力的研究持續受到關注，然在復原力量表工具的使用上仍多以翻譯量表或經國內研究信效度驗證、修訂後的國外復原力量表為主，依據國中生實際感受的復原力因子編製的復原力量表則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編製青少年復原力量表（Adolescent Resilience Scale, ARS），並探究不同背景變項的青少年在復原力上的差異情形。以混合方式，分三階段編製及驗證量表之信效度。先以青少年復原力開放式問卷，歸納出青少年之復原力關鍵字詞，完成預試量表的編擬。再以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對 145位青少年完成「青少年復原力預試量表」之結果進行信效度分析，最後以1,513位學生為正式研究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複合效化檢驗。研究發現「青少年復原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不同年級的青少年在同理心態的展現上具有顯著差異；不同性別的青少年在同理心態的展現、自我情緒的調節上具有顯著差異。最後根據結果提出未來研究及實務應用的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編製適合中學生使用的正向學習量表，期望探討中學生的正向學習指標。研究以中學生1,056 份進行預試，依項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確定36 題為正式量表，內容有五個向度：「學習動機」、「學習情緒」、「責任感」、「正向積極」及「同理合作」，另外「學習動機」和「學習情緒」合稱為「學習動力」，「責任感」、「正向積極」及「同理合作」合稱為「學習復原力」。本研究以（通稱為中學生），共4,086 份資料為研究樣本，進行正式量表的信度與效度檢驗。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正向學習態度量表在中學生有高度內部一致性及穩定性；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量表所提的五個因素模式，有不錯適配度。為此，正向學習態度與正向心理健康、人際關係及情緒智慧等息息相關，正向學習量表是一套適用於了解中學生學習動力及學習復原力的良好工具，可作為輔導中學生克服學習壓力及發展正向學習的量表。

在西方國家，戀愛關係被看成青少年成長的一部分；在中國，青少年的戀愛關係被稱為早戀，通常被認為是不合適宜的。談戀愛真的對中國青少年成長不利嗎？基於中國教育追蹤調查（2013—2014 學年、2014—2015 學年）資料，使用傾向值加權的方法，本研究系統評估了談戀愛對中學生的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的影響。認知能力以認知能力測試得分、語數外成績班內標準分、班級名次來測量；非認知能力以自我效能、抑鬱程度、對未來的信心、教育期望、學習態度來測量。研究發現，相對於未談過戀愛的中學生，談過戀愛的中學生在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方面的表現顯著更差。在談戀愛影響認知能力的機制中，學業投入時間是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項（mediator），談戀愛會透過減少學業投入時間來降低認知能力方面的表現。研究進一步發現，談戀愛的負面影響在女學生當中表現得更為明顯。戀愛捲入程度愈深，其給青少年帶來的負面影響愈大。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對新住民女性多元文化接受度及其影響因素、與新住民間的認知差異，並確認大學生產生偏見、刻板印象及社會距離之原因，從而瞭解學生是否真正接受新住民。本研究以問卷獲得大學生與新住民研究資料，第一次問卷針對大學生抽樣調查400人及新住民269人。研究發現，大學生對新住民整體刻板印象與偏見較正面，對新住民社會距離不大及多元文化接受度很高，惟對不同國籍的認知明顯有差異；且大學生與新住民除偏見外，兩者對其他變項的認知均存在顯著差異。為確認大學生最願意（或最不願意）通婚國籍原因、印象與偏見因素，本研究再實施第二次問卷。研究發現，大學生最願意通婚國籍為日韓與美澳歐，以生活水平較高為共同因素。在日韓籍中另以「生活及文化面向」為主因，美澳歐籍以「外表及教育程度」為主要考量。大學生最不願意通婚國籍為東南亞與大陸，東南亞籍以生活習性較不同、文化上較不同、生活水平較低為主因。大陸籍以政治意識、無法為我或家人帶來好處、彼此國家（兩岸、區域）間關係不佳為主要理由。第一次問卷發現了大學生對研究變項的認知情形及其與新住民的認知差距；第二次問卷確認了大學生最願意（或最不願意）通婚國籍之原因、印象與偏見因素。

過去國內研究多指出，新住民子女儘管在學業表現居於劣勢，但在創造力上有較佳的表現。然而，過去研究多未考量不同新住民族群的文化距離，也多僅以單一類型的創造力作業做為指標。據此，本研究即區分來自不同文化距離背景的學童（本地一般生／遠距東南亞新住民／近距中國新住民）與不同類型之創造力（封閉式／開放式創造力）。在本研究中，我們以472位中學生（102位新住民：49位東南亞新住民／53位中國新住民）做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儘管兩群新住民子女皆在家庭背景變項上較一般生來的劣勢，但在學業表現上，僅東南亞學童在分數上呈現弱勢，中國學童則較接近一般生，在一些語文科目上甚至有較佳的表現。在創造力方面，在控制了背景變項後，兩群新住民的創造力優勢僅展現在開放式創造力上，東南亞新住民在變通力與獨創力指標上較一般生佳，中國新住民則在獨創力上最具優勢。在進一步的中介分析裡發現，新住民在一些開放性創造力指標上（流暢力）的優勢，係透過文化距離的影響。換言之，文化距離對於新住民子女的創造力優勢具有正向的中介效果。這也突顯出在探討多元文化對創造力的影響時，還需要考量到文化環境對於雙文化者的影響力。最後針對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未來研究建議。